长芦盐政是清政府管理长芦盐区的最高长官，既是皇帝的耳目，又是清廷的钱袋子。清初规定，长芦盐政的任期为1年，但后来并不拘泥，比如雍正朝莽鹄立就连任3年。到了乾隆朝，大部分长芦盐政都能连任，其中，连任年头最多的是西宁，长达10年之久。然而，他却堪称——

“乌龙事件”层出不穷

    清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闰五月，杭州织造西宁被调任长芦盐政，开始了其长达10年的任期。西宁连续担任要职，可见乾隆帝对他的信任。

    然而，也不知西宁是真糊涂还是太任性，他在长芦盐政任上不止一次的搞出过“乌龙事件”。第一次，也就是他上任伊始就交出了一份令乾隆帝颜面扫地的成绩单。按照规定，每年十一月份长芦盐商应将本年的盐运销完毕，交齐盐税。但直到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十月底，应该运销的100万包盐才完成了60余万包，而应缴纳的56万多两盐税才完成了3700多两，竟然不足百分之一。即便如此，西宁竟然还应盐商们的要求，上了一道建议缓收长芦盐税的折子。乾隆帝得知情况后下旨痛斥西宁任由盐商拖延，导致“课运两误”。

 

清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二月，西宁奏报基厚成造热河罗汉堂罗汉情形的奏折。

    盐商运盐纳税，盐政有督催之责。而西宁因督催不力，以致出现了应纳盐税只完成不足百分之一的窘况。受到斥责后，西宁不敢怠慢，即令盐运使福贵抓紧追征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：仅仅20天之后，收上来的税银就达55万余两，只剩下1万多两未收齐。乾隆帝对此十分不解，下旨让西宁必须解释清楚“冒昧奏请展限”的真正原因。

《长芦盐法志》中的《皇船坞图》

    西宁在长芦盐政任上的另一次自摆“乌龙事件”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九月。当时，天津建有皇船坞，乾隆帝南巡所用的安福舻等船只即存放于此，由长芦盐政负责管理修缮。乾隆帝令西宁修缮的安福舻、翔凤艇本来只需将船顶上层的木板更换即可，而西宁却自作主张，将两层木板及中间的锡片全部揭起重加修整。乾隆帝很不以为然，认为他如此大费周章，乃是“攘为己能，希图见好”，实在是“不晓事体”，不但将其申斥了一番，还令他赔出了所耗费的银两。稳坐要职身怀“秘诀”

    西宁办事既然如此“不靠谱”，为什么还能稳坐要职呢？首先乾隆帝是看中了他一点：人老实。有例为证，乾隆中期以后，长芦盐政与盐商之间有一个“潜规则”：每年由商人购买贡品，再由盐政以自己的名义进献。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九月，乾隆帝召见西宁问起此事，西宁并不隐瞒，且将此事历任相沿，其前任高诚、李质颖都如此办理的实情和盘托出。其实，乾隆帝早已就此事问过李质颖，李当时没有承认。因此，乾隆帝认为西宁“人尚诚实，是以和盘托出，不敢隐瞒”，从而对他信任有加。

    西宁另一个能稳坐要职的秘诀就是为皇帝办事绝对真心实意。他在任的10年里，不仅交给内务府的银两从来没有短少过，而且还在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乾隆帝发起第二次攻打金川的战争时，西宁动员辖下的长芦盐商捐银90万两作为军费之用。不但如此，他还颇能投乾隆帝所好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乾隆帝下令要在承德建造一座罗汉堂，西宁不仅承担了全部1.6万两银的费用，而且与其子基厚共同经办此事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二月，他还曾给东巡山东的乾隆帝送去一个名叫张东官的苏州厨师，其做菜甚合乾隆帝的胃口，使得龙颜大悦。

    而西宁能稳坐要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非凡的背景，可以说是满门显贵：他的叔叔高斌、弟弟高晋都是大学士，高斌之女高佳氏即慧贤皇贵妃；他的儿子基厚曾任江宁织造，侄子书麟官至两江总督；他任长芦盐政时的同僚、直隶总督杨廷璋是他的儿女亲家。正如他在一份奏折里所说“奴才一门世受国恩”，实际情况的确如此。

心领神会“自行议罪”

    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闰五月，年逾八旬的西宁已任长芦盐政整整10年，乾隆帝终于下旨让他离任回京，并且给了他一句评价：“办理一切事务尚无贻误。”似乎西宁可以从此安享晚年了。

    然而，第二年的八月，和珅忽然给西宁面传了一条谕旨：“西宁在长芦盐政多年，办理不善，以致商人拖欠甚多，著西宁自行议罪。”

    其实，乾隆帝以“商人拖欠甚多”为由惩罚西宁，是说不过去的。一般长芦盐税积欠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带征，也就是将某年的盐税分摊在其后数年内逐次交齐。西宁在任职的10年中，有5次为盐商奏请带征，带征年份少则5年，多则10年。旧的带征未完，新的又叠加上来，使长芦盐课成为一笔糊涂账。但这10年中，盐商们从来没有拖欠过交给内务府的帑利银，且报效频繁，比如乾隆帝一次六旬万寿、一次南巡、一次东巡、太后一次八旬万寿，每次长芦盐商都要掏腰包。在报效上多掏了钱，自然就会在盐课上少掏钱，只能拆东墙补西墙。这一点乾隆帝岂能不知？实际上每次带征都是经过他允许的，有时甚至是他一高兴，作为恩典赏给盐商的。西宁之所以能够平安卸任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
    然而，乾隆帝却来了个“回马枪”，把盐课积欠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在西宁身上。这背后的原因似乎并不像谕旨里说的那么光明正大。原来，在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时，和珅为皇帝想出了“议罪银”的“天才”点子，即允许犯罪的官员缴纳罚银“赎罪”，这样既可以让罪官得以从轻发落，又可以充实皇帝的金库。当和珅向西宁转达了那条让他“自行议罪”的谕旨后，西宁心领神会，一下子给自己开出了8万两之多的议罪银，请限8年交完。按照西宁在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奏折中的描述，他拖着耄耋之年的衰朽之躯，卖房卖地凑了5万余两银，剩下的实在拿不出来，只得求助于侄子书麟帮自己交罚金。

    时光流转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正月，乾隆帝在西宁91岁高龄时对其施以“恩泽”，特意下旨：“基厚之父西宁年逾九十，基厚在外久缺定省，著仍回京，仍以内务府员外用，俾得就近侍养，以示体恤。”也许，这算是对西宁的一种“补偿”吧。

    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

    原载于《中国档案报》2017年7月21日 总第3095期 第二版